本刊记者从多家“承包”原公办养老院的机构了解到，他们最初与政府合作的机缘，大多是由于官办养老院长期亏损，因而招募相对成熟的民营机构接盘。政府的角色主要是“房东”。承包者每月向政府缴纳的租金与市场持平，房租之外自负盈亏。政府不参与任何后续的投资和经营。

　　对此有着长期观察的李传福表示，“政府方面只管收钱，自以为把风险转移了；机构自负盈亏，又要想办法赚钱。最后既没有体现政府的责任，老人也没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另一种“委托模式”的典型，是北京月坛街道办事处与鹤童自2006年底起合作运营的月坛街道敬老院。具体由政府通过招投标，委托民间机构管理，并按合同支付管理费，实行“收支两条线”。政府向鹤童支付包括员工工资、运营等在内的各项经费；鹤童获得全年收入6%的管理费。除财务管理，月坛街道办事处还负责对鹤童的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估。

　　合作一年后效益明显。到2007年5月25日，月坛街道敬老院入住率低、社会效益低下的面貌改观，入住率已达到了100%，并且全部为非自理老人，其中还包括部分“低保”老人。同时，不仅收支预算达到平衡，还有盈利。

　　不过，此种得到学界、业界普遍认可的“月坛模式”，四年来并未进一步推广。主要原因在于机构缺乏热情。杨团认为，依“公建民营”的本意，即使机构盈利，政府也应将包括房租补贴在内的盈利部分反哺机构，进而提高服务水平或降低收费，以真正惠及入住的老人。但在月坛街道敬老院，占运营成本三分之一的房租仍由鹤童上缴的盈利支付。在杨团看来，这事实上将民间机构变成了政府的“摇钱树”。2008年，月坛街道敬老院的护理员，工资仍然停留在签约时的800元。多次交涉无果，最终护理员便集体停工抗议。

　　问题的焦点在于补贴模式的设定。对于承包模式下政府责任的缺位，南京市鼓楼区自2006年起试点政府补贴。鼓楼区政府长期（10—12年）租赁了四处合计11500多平方米的房屋，无偿提供民营养老机构使用。到2009年底，全南京市一共有29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

　　南京市社会福利服务协会会长钱国亮介绍，其委托对象，都通过公开的招投标确定。而机构的租金，一般低于市场价，有的区则给予免费政策。房租的差价，即是机构的补贴

　　这一做法在赢得学界、业界肯定的同时，也引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非议。杨团指出，还应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抑制机构的盈利冲动。一位反对直接补贴机构的学者也向本刊记者表示，在缺乏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的时候，政府的支持，难以保证真正用于机构的长远发展及服务质量的提升。

　　李传福则认为，除了加强政府监管，成功的关键在于合作双方权利义务的界定。他发起成立的上海和睦家养老事业发展中心（下称和睦家），与上海某一乡镇政府合作，采取委托经营的模式运营开办了一家新的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