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立法科学立法

劳动保险条例从1949年11月26日开始起草。刘秉德是早期从事劳动保险工作的工会干部。他如今已经86岁，提起劳动保险条例制定时的往事，仍旧激动不已。“1950年，我大学毕业就分到全总从事劳动保险工作，我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我希望中国的劳动保险事业有人来记载它、记住它。”刘秉德说。

草案主要是拿《东北条例》作参考，一条一条地推敲，同时也做社会调查。

在条例立法的科学性上，起草小组下了很大的工夫。刘秉德参与了生育保险的调研，他说：“条例的条文每一条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都经过了科学的论证。比如生育待遇的调研，在北京找了妇产科大夫和有关的专家，多次开座谈会。又到上海去，找妇婴医院大夫，讨论休息多长时间对产妇更好，更有利。那时候，听妇产科的大夫讲，中国有坐月子的习惯，认为从孩子出生起，一个月，子宫收缩结束就可以了。这没有科学根据，怎么可能那么巧，就一个月？后来讨论来讨论去，就定了42天。这些专家说42天够了。最后条例定的是56天。这些都是经过讨论确定的。

“还有女工的退休年龄，经过研究后定下来，女工50岁退休。当时制定女工的退休年龄真是从照顾女职工的角度考虑的。现在我听说，有人写文章，认为这个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对女职工的歧视，这是说反了。当时，有人说中国解放就是看妇女的解放。旧社会，妇女在最底层，女工比男工更受歧视。劳动保险条例制定女工的退休年龄是照顾妇女的体现。”

起草工作不但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铁路、邮电等产业部门实行劳动保险的经验，还吸收了国外的作法。在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国际科，有4名苏联专家协助工作，为首的卡列巴诺夫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其中还有一位专门从事社会保险制度研究的专家。他们都为劳动保险条例的起草提供了帮助。

草案拟定并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查同意后，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听取了李立三关于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有些中央部门提出了一些非原则性意见。根据记者查阅当时的历史资料，修改意见是由政务委员章乃器总结整理提交的，列举了中央各部门对草案的意见，但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

1951年2月23日，政务院第7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条例。

承前启后完善更待将来

84岁的田春润也是一个“老保险”，从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劳动部劳动保险局，到80年代退休，他一直从事劳动保险工作。提起劳动保险条例，他至今都显得十分自豪。

“文革前，劳动保险运行的非常平稳，那时的劳动部保险福利局的工作很清闲。为什么？就是劳动保险条例制定得太好了，太完备了，生、老、病、死、伤、残、医全管，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查，什么问题都规定在里面了。直到文革开始，一切都被破坏了。”田春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