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水平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福利赶超必将导致二次改革
希腊福利的发展有两个鼎盛时期。一是1978年以前，奠定了福利制度的基础；二是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后，这是希腊真正的福利赶超时期。希腊的福利赶超后果集中表现在“三高”，即高工薪、高福利、高保障。希腊终生养老金总额男性和女性分别高达52.8万和60.9万美元，高于欧盟成员国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8.0万和42.8万美元的平均数，也高于所有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欧和南欧福利国家。“三高”的支撑来自公共借贷和欧盟的援助。
其实，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经历和教训：在经济繁荣时过度提高福利水平，待进入稳态之后则悔之晚矣。所不同的是，希腊受到其他欧洲国家激烈批评是因为高福利是建立在高借贷的基础之上。
虽然中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只有几十年，但全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时机，仅遇到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繁荣的历史性机遇与大危机的空前挑战对中国社保制度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和考虑一些潜在因素和倾向。
第一，防止经济环境产生的错觉和错位的影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很低，世界排名为第95名。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应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而不应就某一个指标简单地向发达国家看齐。经济总量的概念容易误导人们对福利水平的正确理解。
第二，警惕期望值过高。转变增长方式是未来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社保制度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无疑要为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再分配工具，无论是在拉动内需促进转变方面，还是在建立退休收入来源多元性方面，都不能大包大揽，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要期望值过高。
第三，避免大起大落的极端倾向发生。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危机时期都容易诱发附加福利项目和提高水平的倾向，但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在高位运行。因此，繁荣时制定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萧条时的适应性，高速增长时一定要预测到未来经济进入稳态后的福利刚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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