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相比，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最大的区别在于，从它建立之日起就从未接受过财政补贴，每当制度运行出现财务收支风险时，都采用调整制度参数的方式让其自动回复财务自我平衡的功能。美国的财政补贴非常集中，瞄准度高，只有“低保”(SSI)和“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两个制度来自财政补贴，前者的实际受益人口主要为老年退休人口，后者是专门为老年人建立的独立医保制度。

　　欧洲的教训与美国的经验对中国养老金制度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即缴费型养老制度与非缴费型养老制度之间应划清边界，其本质是在财政与保险之间、保险制度与救助制度之间划清边界，在立法上切断了缴费型的保险制度“裹挟”财政的潜在可能性。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从1997年起开始接受财政转移支付，其规模一年大于一年，2000年是338亿元，2006年是971亿元，2010年高达1954亿元；累计转移支付高达10254亿元。这里强调的是，如此财政补贴不是出于解决转型成本的需要，事实上也几乎没用于支付转型成本(13个省份做实账户试点的累计资金仅为2039亿元，相对于1万亿元的累计财政补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当然，统筹层次低下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创造了“条件”，但从全国范围的制度收支余额计算，财政转移还是可以免除的。如果说此举的背后可能存在一个非技术性因素，即国家补贴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项政治工程，那么，财政补贴的客观效果反倒不利于制度的长期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编后

　　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仅是一次预演，从福利国家走向债务国家，今天的希腊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欧洲，唯有改革才决定未来；同样是债务危机，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不可同日而言，因为它几乎与养老金和福利制度无关。与其他任何模式一样，美国社保模式也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更多的还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而欧洲模式则相反，作为社保制度的鼻祖，虽有很多优势，但更多的是为所有后发国家提供了沉痛的教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正在发酵的债务危机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向中国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前行方向，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方向几乎在同一时间摆在了中国面前：一个向左，要求加大社保支出，提升内需和消费，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向右，要求降低支出规模，控制“老龄化成本”，以防止长寿风险带来潜在长期债务风险。在线性思维逻辑中，这确实是左右为难的一个选择。实际上，左右之分确实存在，如同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和绝对优秀的社保制度那样，关键在于哪个最适合，最适合的就是最符合的。

　　既然中国人口老龄化预期十分严峻，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应未雨绸缪。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史进程中，欧债危机既是一次重要警示又是一次方向校准。实际上，学习别人经验和吸取他国教训也是一种能力，按照问题清单周密部署，迎接挑战，这才是应该持有的一个起码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