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防止公共养老金体系过于繁杂。欧洲各国名目繁多的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的、自愿型补充式的与强制型补充式的、调查式的与普享式的制度等，复杂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整体推高待遇率。

　　第五，充分认识社保制度的双刃性。任何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弹性、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企业竞争力等都将或多或少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初级阶段，就业常常被视为“第一福利”，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甚至大于社保水平的重要性。因此，社保政策组合应随之变化。

　　厘清两个制度边界构建债务危机防火墙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精髓在于“保险”二字，这是第一支柱的本质特征。在这个制度的起源阶段和建立福利国家的初始阶段，国家财政补贴并没有任何介入，公共养老金完全是一个自我平衡的保险制度。但20世纪50至7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经济繁荣，福利制度扩张使国家对养老制度实行全面干预，转移支付开始出现；70年代以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在制度收支逐渐出现财务缺口时，给予补贴便成为常态和刚性，最终从一个双方缴费(雇员和雇主)的保险制度，演变成一个三方缴费的制度，即国家作为缴费的一方逐渐被合法化。80至90年代至今，欧洲大部分公共养老金都演变为三方缴费的共担分责制度；为弥补不断扩大的收支缺口，在雇主和雇员的缴费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唯有单方提高国家的“缴费”才是最可行的。这就是养老金制度从最初的“需要财政”逐渐向“卷入财政”直至“裹挟财政”并最终演变为财政包袱甚至成为债务危机一个诱发因素的发展脉络。

　　同时，由于制度碎片化，各制度之间对国家财政补贴便产生了一定的“竞争性”和“公平性”诉求，促使财政补贴产生支出刚性，进一步推动财政补贴的制度化。以希腊为例，城市私人部门养老金制度每年获得的财政补贴相当于当年GDP的1%，此外，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补贴是1.49%，自雇者制度是0.13%，海员制度是0.44%，高收入者制度是0.21%，合计相当于GDP的3.27%；如果再加上对不同的非缴费型养老金的财政支出和1993年改革后新加入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自雇者、公务员和高收入者的国家缴费补贴，2008年希腊对其养老保障体系的补贴高达151.7亿欧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34%，支出规模竟占当年养老保障支出总额的一半以上(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