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须政策配套
当初刚进行相关研究时。胡牧曾乐观地估计,五年内中国就能移植德国的成功经验。现在,体会了其中甘苦的胡牧认为,中国和德国的差距不止五年十年,大环境和思想观念差距巨大。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熊先军同样认为,实施按病种付费,需要几项配套制度的同步改革。
比如,按病种付费的改革启动之后,如何调动医生积极性?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此并不担心。作为北京第一家申请DRG试点的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的诸多举措已为按病种付费改革做好了铺垫。
北大人民医院花三年时间完成了该院医生的薪酬改革。过去,由于医生的收入跟科室的收支结余挂钩,一些医疗项目在定价环节上被管制过少、价格相对较高的“好科室”与“坏科室”的平均收入差距达到了7倍以上。
由于儿科多数项目定价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定,当时的定价未能考量人力成本和折旧成本,很多项目定价低于成本价,属于典型的“坏科室”。彼时,儿科主任一见到王杉就抱怨,儿科“又忙又累又没钱,太不公平”。
针对上述种种弊端,王杉的对策是,外科的奖金主要考核总手术人数,以及主要手术人数;内科主要考核总出院人数与主要疾病出院人数,“改革之后,把诊疗效果纳入了,你给病人看病又好又快,你的收入就高,否则就低”。
当初改革的阻力很大,不过改革之后,北大人民医院的医生收入普遍提高,所谓的“好科室”与“坏科室”之间的收入差距被降到了3倍多,“现在儿科主任一见我,主要在谈学科发展和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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