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裕昌带我们走进他的屋子时，有些窘迫，坐在椅子上猛抽起烟来。碗里的土豆已经发黑了，依然插着勺子和筷子，脸盆躺在房中间，一块鞋垫漂在洗衣板边上。日历还停留在2006年8月19日，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一切都很固执的样子。

　　他，一个57岁的男人，坚持着来自某个时代的尊严、价值传统，力争体面。在沈阳这座冬天气温可低至零下20度的城市里，这房子没有暖气。他说暖气不暖，所以停了，还说，冰箱有鱼儿呢。

　　从凌乱的杂物堆里，他翻出一本沈阳总工会给他颁发的“优秀积极分子”证书，上面写着他取得了“显著成绩”。那时，他是单位的技术骨干，中国职工技协会员证他还随身携带着。

　　“看，我的专业是焊接，不是水电焊。”在他的解释中，焊接是一项专业，而水电焊则是家常维修技术。他说，下岗后，自己从未上街挂牌从事廉价工作，而是被请去解决各种工程问题。

　　可如今，那些焊接工具，像是房子里那些枯萎的塑料花静静呆在角落。近年来，他的视力日益下降，身体被曾引以为傲的技术淘汰了，转而当上“大龄保安”。

　　去年9月，母亲也去世了。给他留下了国企时代的福利房，那几乎是他惟一的资产。钱，给母亲治病养病时花了，在做生意时被卷走了。曾经的妻子，早就离他而去。他孤身一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老了。

　　这年晚些时候，他得知，补缴养老保险的窗口将在年底关闭——正如千千万万下岗工人，2002年企业倒闭时，也停止为他缴纳保险。他必须找到新的单位，否则就得负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缴纳部分——1992年，随着国企改革，中国开始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前由企业负责的职工从此逐渐被推向了社会。

　　失去单位的凌裕昌再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金。2011年年底，他到社保中心来咨询，对方给他算了一笔账，单子上写明，必须缴纳欠款43311元。

　　然而，月薪仅1200元的他拿不出这笔款项。借钱，他开不了口，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拿着单子去追债，喊着我下半辈子全押在这了，仍收不回钱。后来，听说补交窗口又延迟3月关闭，他想到卖房子。可是，期限到了，房子还卖不出去。养老保险只能搁下了。

　　“我从未想到，我这一生，最后沦落成这样子。”如今，他别无他法，惟有等待。再过3年他就退休了，尽管并不了解养老保险制度，但他以为这该也像其他许多政策一样，总是变幻莫测的。也许，船到桥头自然直吧，他想。

　　一叠福利彩票，散落在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