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掌起这样常住人口近5万、暂住人口4万多的工业小镇，国道南边是等待放工者的溜冰场、电玩城、台球厅、发廊、移动联通营业厅和一套套村居出租屋；北边就是群集打火机和小家电企业的掌起工业园；再往北就是滩涂上围垦出来的大片果园和棉花地，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东海了。

　　1997年，贵州遵义茅栗镇九龙村人何仲喜到慈溪打工，进了小型打火机厂。2000年之后，何仲喜所在的打火机和小家电等低端制造业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用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慈溪的外来工总量到2002年净增了25万，随后的若干年都以每年10万人的规模增长。

　　2004到2006年，慈溪市的外来人口从40万劲增到70万；其中2004年有9个省的外来人口超过了5万人，四川人11万，安徽人10万多，贵州人9万多。“政府的管理和服务都来不及准备，社会管理的压力在这几年达到顶峰”。慈溪市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励冠军说。

　　慈溪市作协作家朱菁在2002年到2004年被飞车打劫了两次。“那时女人外出都不能戴金项链和戒指，也不能拿包的。”她后来查询慈溪市志，2004年慈溪市偷盗、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的数量比2002年翻了一倍多，3303名抓获的罪犯中，85%都是外地人。

　　励冠军回忆那时恶性案件的高峰突破了1万件，慈溪市委常委开完会，一位女副市长要回宿舍，还需要公安局长护送。

　　掌起这样的边缘市镇，那时也笼罩在不安全的气氛中。上世纪90年代就从贵阳到掌起来打工的墙兴贵，夜里经过掌起大街时，经常看到带着马刀的贵州小弟在街上溜达。

　　漩涡中的贵州人

　　那个混乱年代，慈溪的贵州人常常成为丑闻的主角。“慈溪发生的重大的‘打、砸、抢、偷、劫、盗’等恶性案件，几乎总是与‘贵州’挂上了号。”那时墙兴贵告诉别人自己是贵州人时，常常觉得“抬不起头来”。

　　2010年在慈溪市作案的3000多人中，贵州人就占了1133人，其中大约有1000人来自贵州黔南的罗甸、翁安，同仁的桐子、荔波，及遵义5地。山区的他们到了海滨城市慈溪，仍然像以前一样喜欢喝烈酒，“喝醉了之后就很容易闹事”。墙兴贵说。

　　而2005年的“火烧横河相士地村委”和2006年的“袭警抢枪”事件后，“贵州人在慈溪乃至浙江的形象更是坠入冰点，慈溪本地的老板和民众对贵州人谈虎色变”，对这两起事件做过细致调查的朱菁说。

　　2005年6月20日，横河镇一家庭作坊式的轴承厂内，一名贵州籍工人莫某因为200元的误工费与老板发生争执、扭打。老板报警后，警察和村保安将双方当事人带到镇派出所。莫某的姐夫听说此事后，召集了20多个亲戚和贵州老乡赶到派出所，打砸派出所。第二天莫某和姐夫又带了一帮老乡找到相士地村委会，指责村委会偏袒企业老板，并和村保安扭打起来。

　　110出警再次将工人、村保安等人带到派出所，此时外面传言说警方打死了两个贵州人，几个小时的时间派出所外面聚集了几百名贵州人，要求警方放人，用石块打砸派出所。期间还有戴白手套人士给他们发水、面包和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