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介绍去的人发生问题，责任人找我。”墙兴贵向企业这样承诺，也遇到过两家企业不买账的，“你算什么东西？你能担保什么？”他还每年春节给贵州老乡写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自立自强。老乡里也有不少人觉得他疯了，“你是不是中介？介绍工作收过钱没有？”

　　他很懂得利用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来建立信任。他先争取用资金担保或信用担保的方式，把贵州人介绍进几个大型的工厂，这些厂的老板在工业区也比较有影响力，成功了，如果后面的老板对他有犹疑，就让他们打电话给这个有影响力的老板，这样就很容易一个个地传递下去。

　　老乡对他的信任也用这种口口传递来建立，他不太熟悉的老乡，也会要求他们自己找一个担保人来分担责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的人思想还比较单纯，比较要面子，如果罢工、闹事都怕对不起担保人。”这样介绍了几千个贵州人找到工作之后，作为中间层的担保人也产生了好几百个。

　　他无疑是责任最大的一个担保人，有时为了获得信任，还需要为一些工人支付200到600元的保证金，都是自掏腰包。陈家村村委书记高如涛，后来也很支持他的工作，以村委会的名义担保贵州人找工作。

　　自费帮老乡找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超市关门了，两个孩子还在读书，老婆、亲戚和一些老乡也难以理解墙兴贵这种义举。一个人身上背负了几千个人的担保风险，现在回想起来他也觉得当时不可思议。

　　那时的他年轻义气，打击最大的也就是介绍进厂的年轻女孩被安徽、江西的工人拐跑了的。“家长找不到女儿来找我拼命，我也觉得特别委屈，我给你们介绍工作又捞不到任何好处，不做了总可以吧？”

　　也有介绍进厂的贵州工人和安徽、江西工人打架的，医药费由墙兴贵召集老乡募捐了15000块来支付。除此之外，竟没有发生大的安全事故。这被他看做是天意，“可能我就是被派来做这个事情的吧”？

　　中间人的诞生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社会秩序最为混乱的那几年，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找新的社会管理的方法。“当时觉得最吃力的地方，就是外来人口总是对当地政府始终抱着怀疑态度，认为本地政府一定帮本地人说话，难以建立信任。”励冠军说。

　　横河暴力冲突的发生，更是让慈溪市政府看到，单纯用公安系统来管理外来人口的传统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工伤或劳资纠纷中，工人和企业谈不拢，又不信任当地政府，就找老乡来和老板对峙，这时就很容易发生冲突。“后来发现亟需一个政府和企业之外，能站出来服众的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