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世界禁毒日。墙兴贵和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志愿者王娟、汪鼎海到掌起农贸市场做禁毒宣传。6月28日，他上午去陈家村组织本地党员的歌咏大赛训练，下午接待慈溪市委书记的来访考察，晚上再参加歌咏大赛的组织。
每天三四百个外来打工者的电话，帮他们找房子、找工作、找对象、找学校，处理讨债、工伤、劳资纠纷等本职工作就应接不暇，再加上这些行政性的事务，墙兴贵感觉分身乏术。
这可能是“小墙热线”和政府越走越近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6月28日这天他好不容易能抽出空见记者，把身体缩在沙发里，显得既疲倦又委屈。
“有时左右都不是啊。”他感慨，“政府支持我们，和他们走得近了，老乡就认为我们是给政府帮腔的国家干部，不自觉地就疏远我们，我们的工作也就越难做。老乡的工作做不好，政府又会来批评我们。而我们如果离开了政府，又不好做工作，毕竟他们才有处理问题的实权。”
跟政府越走越近后，维权也越来越难做，“主要是政府关系网太严重”。
在墙兴贵看来“小墙热线”及和谐促进会慢慢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有不好的也有好的方面”。好的地方就是处理事情快，过去一天只能解决一两起工伤事故，现在十起二十起都有可能。“我给镇政府打一个电话，领导都会主动帮我，由他们打电话给企业老板，说小墙来处理这个事情了，少几千块钱，工人的工作也做得通。”
而如果政府和企业这两头都没有支持的人的话，拖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工人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总体上他还是觉得“跟政府走得近能更好地帮农民工”。
“那走得太近了，你可能就变成一个政府公务员了，不是又回到过去了么？”记者问他。
他正色道，“我始终是一个农民工，穿的是农民工的衣裳，做的是农民工的事，赚的是打工者的工资。如果哪天这个性质变了，小墙热线就不叫小墙热线了，我也就没有用了。”
小时候姑公的影子一直存活在心里。30年前姑公得了绝症，搬出一把缝纫机，免费给村民缝补衣服。结果姑公多活了14年，他去世的时候，村里人送来了200多个花圈，“比县委书记还受人尊敬”。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