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惊动了贵州省公安厅厅长,专程到浙江来协助办案。而2006年,一贵州籍男子在慈溪抢夺民警枪支,被民警当场击毙。这加剧了贵州人在浙江的尴尬命运。
从2005年开始,慈溪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拒招贵州人,工厂周围村子的村民,也大多不愿租房给贵州人。掌起工业园里的招工告示大多都注明了“贵州人不招”。贵州人找不到工作,租房也困难,有的在大街上流浪,又不愿离开慈溪,更逼迫他们要去偷去抢,表现在犯罪率上又是连续几年触目惊心的数字。
后来贵州人想了个办法,借年龄长相差不多的江西人、安徽人等的身份证去工厂应聘,有的五六个贵州人用同一张身份证,有的老板就破口大骂,“不招贵州人,结果进来的全是贵州人!”不过当发生工伤事故或劳资纠纷的时候,这些假身份的工人自然也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
到2005年下半年,工厂招工会要求应聘者说几句家乡方言,这样贵州人“借壳进厂”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一个贵州打工者在慈溪论坛上发帖说,“贵州人在浙江,就像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干苦活、累活,拿最低的工资,还要遭所谓富省、富人的白眼。……穷,不是贵州人的错;文化水平底,也不是贵州人的错。面对生活,他们没有选择。”
为老乡担保
因为2003年的SARS,在一家工厂做生产副经理的墙兴贵辞职回了贵州老家。2005年等他回到慈溪的时候,发现这里的用工环境已经变味了。老乡们在慈溪工厂里遭封杀让他内心感到悲凉,“大多数贵州人犯案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找老乡聚众闹事,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弱势和自卑的心理,在异地借助老乡的江湖义气来寻求自我保护。”
他在贵州人比较多的掌起镇陈家村开了一家名为“贵州小店”的超市,有天有个贵州老太进来买矿泉水,一块钱非要还价到八毛钱。墙兴贵打听之下得知他们一家四口:包括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子,都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墙兴贵说可以试着帮他们找找工作,老太太感激得差点都给他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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