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退休年龄还是增加缴费基数：养老金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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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预期寿命延长，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面临预期养老金支付严重不足的挑战。本文基于总量视角建立基础养老金收支模型，利用中国人口预测数据，分别测算基于实施“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缴费基数”两种不同的改革策略未来30年中国基础养老金的收支余额，并评估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推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基金支付压力作用明显，但存在增加就业压力等负外部性。“增加缴费人数”亦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困境，且不存在负外部性，但推行时间缓慢，或将产生新的公共财政压力。

　　本文基于这种理解，从总量视角构建出基础养老金的收支模型，利用中国人口预测数据，以2010年为起始年，分别测算基于“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缴费基数”两种不同的方案未来30年基础养老金的收支余额，并评估政策效果，探讨最优的改革路径。

　　(二)相关文献回顾

　　很多学者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是所有社会养老金计划财务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比如阿热曼和尼科莱蒂(HagemannandNicoletti)、丹格等人(Dangetal)、维斯科(Visco)，他们认为在老龄化到来时，大部分OECD国家都将面临投资、储蓄下降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支出增长的问题。[4][5][6]赫勒(Heller)和UNESCAP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财政不平衡的问题。[7][8]不过也有研究对此持怀疑态度，程永宏力图证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现收现付制度会发生支付危机，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如何。[9]所以人口老龄化不能成为放弃现收现付制的合理依据，更何况作为以伦理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金制度本身应该体现的就是公平性而不是效率性。

　　对于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困境，哈瑞格和博芬贝格(HeeringaandBovenberg)提出调整恰当的退休年龄来满足人口统计变化带来的现收现付养老金账户的平衡。他们建议将1945-1960年间出生人口的退休年龄提高4年～7年，以应付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的现状。[10]科波拉等人(Coppolaetal)的研究同样也论证了应对威胁的方式是各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养老体制的多项改革，改革当中的关键要素直指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如果能够成功改变年轻一代对退休年龄和养老体制的预期，那么将促使改革取得成功。[11]